政府具有保护社区的生态环保利益不受侵害、实现和谐共赢的责任义务，但履行是需要一定物质条件的，政府的主导性乃至公权力的难以控制性，基于GDP等发展的内在利益驱动，使得其在主导社区的生态环保利益进程中，在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的比较行为选择条件下，导致社区的生态环保利益和谐共赢目标落实概率降低，常常被政府的短期利益诉求忽视。
七、政策供给：从单一政府向社会化转向目前学界较为推崇的制度型残疾人政策一直把强化政府责任作为反思和检讨残疾人政策得失成败之关键。1995年，在残疾人论坛和西班牙国家残疾人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努力下，促成欧盟委员会《阿姆斯特丹条约》中第13条反歧视条约的通过，奠定了残疾人组织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平等和全面参与权利的政策基础，带来欧盟残疾人政策新的转向[14]。
随着十九大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原先由单一政府提供和主导残疾人社会政策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一旦福利期待与现实产生差距，残疾人就会对政府、政策或社会表达不满，产生批判思维与批判行为。三是严格考核督察问责机制。
当务之急，要通过科学测算，确定残疾人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于历史传承、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的理论很难完全适合中国的发展实际。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长期定位在保基本层面，广大残疾人在很长时间内只能实现基本生活保障，而教育、发展、融入、参与等合理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具体而言：一是尊重残疾人的政策意愿。战火未燃，败局已然注定。
3.礼、兵双修，军事、外交不分家事实证明，没有足够的武力基础和明确的使用武力的决心，想寻求和平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做不到的。但机关算尽，希望每每落空，战机尽失。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告终，除清廷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指挥无方等原因外，以夷制夷政策及其所导致的外交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也与战争失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政府却未能在危机中奋起，真正借鉴西方体制、制度上的文明成果，厉行国内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