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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23 12:52:17

吉登斯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

从这个角度来说,远迁氐户是苻坚的民族观在前秦民族政策中的实践体现,如果不以最后的结果作为评判是非优劣的唯一标准,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前秦民族政策为推动民族互融而作出的尝试,只不过由于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最终以失败告终。可是这种汉化的初衷是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富国强兵之术,从而在军事斗争中抢占先机,实现对外民族的超越和统治,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

前秦的民族政策在践行过程中,以注定的失败结局来造就短暂的繁华盛世,这种矛盾在苻坚的民族理念中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亦体现出前秦民族政策的两面性,前秦政权的一切成败均源于此。前文已述,十六国之际,胡族领袖的自身汉化成为一时潮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民族的汉化进程。实际上在胡汉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下,胡族汉化更符合文化层级从低向高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过黄烈先生指出: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只是为‘五胡汉化提供了可能性,其是否汉化以及是否迅速汉化,还取决于各族与汉族是否发生内在的社会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达到的程度。

[2]此后,有关苻坚及前秦民族政策的争辩莫衷一是,向无定论。十六国时期,五胡政权进入中原后对汉人大肆仇杀,固然与其野蛮的本性有关,但也与此前饱受汉人的歧视欺凌不无关系,五胡乱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视为中原民族歧视政策的变种。

胡汉分治本为缓解矛盾。

魏晋之际,胡人的社会地位远低于汉人,故提高胡族地位,与汉民分而治之,客观上有助于改变旧有的民族观念。可以说,没有观察就没有发现,更不能有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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