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的可行性，有些学者采用用户调查法来代替专家调查法。
对不同读者到馆频次的研究，也能够便于公共图书馆提供差异化服务。读者在借阅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信息都可以作为采集的对象。
公共图书馆突破了时间、地域、专业、民族等各种限制，能从大量的、广泛的信息资源中通过专业的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这样政策法规的制定才能更符合国情民情。移动互联网时代数据的爆炸性增长、网络带宽的升级、存储设备性价比的提高、云计算关于数据集中管理和分布式访问的模式，以及物联网技术突破性进展后引起的相关硬件设备成本的下降，都为大数据的产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可以通过对文献借阅情况的数据提取，考察采购工作的工作成效。
很多公共图书馆已经具备活动场地、设备等硬件基础设施，并且能够举办展览、讲座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甚至可以吸引到当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积极主动的找到公共图书馆来举办各种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读者通过一种方法就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服务或信息，也有可能会在第一次通过某一方法寻找信息的过程中失败，再次或多次的通过其他的方法，或同时采用多种方式相互交叉的方式获取自己所需的服务或信息。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创新与升级应该从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新策略等多角度去进行对接，如何能够有效汇集大数据、利用大数据，结合大数据的特征对原有的服务体系进行重构，形成基于大数据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进而全面发挥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知识价值，为读者提供与时俱进的服务，以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使得图书馆得到长远发展，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要研究的课题。
在实现社会及读者需求的过程中，会产生许许多多成系列、相关联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也是公共图书馆读者行为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用性测试将被调查者置于真实的使用环境之中，更有利于发现现实存在的可用性问题。
2006年，Ryu项目组对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了验证，邀请300名实验者根据自己移动设备的使用经验填写问卷，完善之前设计的题项[15]。在对移动图书馆可用性的定义上，贾欢借鉴了吴慰慈的中介说，阐述了移动图书馆在图书馆服务和用户信息需求之间的中介作用，将移动图书馆的可用性定义为能够满足用户信息检索或者信息获取的能力[8]12。
从现有的文献看，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移动图书馆可用性评价标准。1971年，Miller第一次提出可用性一词并将其描述为易于使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