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实行生源地资助政策，满足学生多样化资助需求 由于我国资助主体职能错位，资助模式内容设计不科学，由此产生了资助工作成本高、特困学生资助欠缺、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搭车、部分学生重复资助等一系列问题。
在援外专家的待遇方面，中国的援外八项原则明确规定中国援外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这一点与西方专家在非洲享受高级待遇形成强烈的对比。西方学者将这一成功归咎于制度创新，尤其是政治制度创新。
但他认为非洲的发展应从非洲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非洲模式。我宁愿西方世界在非洲投资，而不是提供发展援助。为了履行协议，中国从国内运来上百万吨设备和器材，派出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在施工高峰期中国员工有16万人，其中有65位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
然而，学界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仍见仁见智，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随后经济在得到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获得飞速的发展。
这些项目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即使是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当非洲国家向他们请求援助时他们或以经济原因或以技术原因委婉地予以拒绝。
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国家发展哲学是基于各自的经验形成的，其适用具有相对性而非普遍性。所以在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上，我们应将影响因素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考虑，从青少年自身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入手，即个人系统，家庭系统、学校系统、社会相关系统。
危险与机遇共存于未来。二是制定有关归正青少年相关社会政策时综合全面地考虑到归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组织等），以便其顺利地融入社会并预防其重新犯罪，不仅仅单靠社区方面的努力，而是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观念，对于归正青少年的问题应该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因此，正确处理青少年犯罪不仅关系青少年今后的人生发展，也关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如何避免已归正的青少年在回归主流社会时被拒而又选择了回归边缘群体和犯罪亚文化，从而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样的问题值得深思。但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只有当亚文化表现出与主流文化的逆反性时，或者沿其负向走向极端时成为极端亚文化才可能导致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