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该企业被国家或市有关部门（如天津市农委、科委、发改委）认定为技术创新优秀企业，按照上述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可延长3年或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
诺里斯等人认为，后物质主义时代，一旦自我表达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满足，公民就会对政府、制度产生不信任，从而出现批判的声音[11]。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对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消极影响程度几乎与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相差无几。
如果仅仅跟在别的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拾人牙慧，中国残疾人政策就会失去自我，迷失自己。三是从2008 年至今，以社会权利为指导建立了残疾人发展性社会政策，初步实现了残疾人平等的社??融入[7]。质言之，残疾人政策评估不应只看投入了多少钱，做了多少次专家论证或运用了什么样的先进技术，而应把残疾人的获得感作为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
四是要关注残疾人心理健康。为此，我国残疾人社会政策应紧紧围绕康复这一主题，积极构建残疾人康复制度和康复服务体系。
七、政策供给：从单一政府向社会化转向目前学界较为推崇的制度型残疾人政策一直把强化政府责任作为反思和检讨残疾人政策得失成败之关键。
1995年，在残疾人论坛和西班牙国家残疾人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努力下，促成欧盟委员会《阿姆斯特丹条约》中第13条反歧视条约的通过，奠定了残疾人组织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平等和全面参与权利的政策基础，带来欧盟残疾人政策新的转向[14]。（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独立证据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电子证据法研究》课题组认为，（注：何家弘主编：《电子证据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这一点迫切需要得到我国立法的认可。）对于纸质文件来说，归属于何种证据形式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