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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实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解读事实上将中国的对非援助视为战略机会主义行为，完全忽视了中国外交中的文化因素，因而也就难以正确地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性质。
由于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是深刻且复杂的，我们很难全面地概括中国援助非洲活动中的所有文化因素。[9]相比之下，中国则认真履行了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上对非洲的援助承诺。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民生援助正好满足了非洲的这一需求，而西方不顾非洲的国情强力实施的民主援助有时甚至加剧了当地的动荡。个体与朋友交往时要言而有信。
[3]因此，在本文的语境中，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来源于三处，即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改革文化。
通过派遣医疗队、提供药品及医疗设施、培训非洲医疗人员、加强中非医疗人员和信息的交流等方式，中国践行其对非洲的医疗援助承诺，有力地推动非洲医学技术和医疗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从而有效地缓解了非洲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前小康社会阶段，残疾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最大的需求是物质生活的满足，残疾人政策目标自然以物质救助和精准帮扶为主。
但与残疾人就业政策的日臻完善相比，我国残疾人的康复保障却相对滞后。在实践中表现为政策制定的分散化、执行的割裂化、内容的差别化和保障的松散化。
即便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普惠型社会福利政策，也仍然是把残疾人的物质救助作为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中国残疾人政策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本国情，主动完善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残疾人政策体系，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