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大城市的区图书馆藏书数十万册，它们不仅在馆内开展流通阅览，同时，还在街道、社区成立流通点或借书站，把书送到基层，并指导和协助街道图书馆（室）建立城市基层图书馆网。
随后，合肥、杭州等地的公共图书馆也开始了图书馆信用服务的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的实践就可以做出很好的证明。
后来，上海图书馆与商业化信用机构――芝麻信用合作，利用公民的芝麻信用指数提供免费的图书馆服务，后为杭州、合肥等图书馆所借鉴。观察任何一项图书馆创新服务的成功之处，基本上都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合作，可以说，社会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完美实现目标的重要保证。2014年5月，上海图书馆希望利用读者信用代替押金提供图书借阅服务，从而提升持证读者数量，同时将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读者借阅信息纳入上海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最大的好处就是免除了图书馆自己建设用户信用体系的环节，效率高、社会影响大。信用服务免除办理手续这一过程，只观察用户的社会信用分数，并根据分数高低享受不同价值量的图书馆服务。
（3）图书馆必须重视读者的连续服务和意见反馈[7，9]。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城市职业成年人事实上也成为了接受图书馆服务的弱势群体，应当备加关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1883-1888。
程焕文教授虽然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详细列举了属于第一、二、三代人的名单，但是因为某些客观的原因，对第四代人的名单始终没有开列。图书馆史研究不将‘人大写出来，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杂乱事实的简单堆积。
值得欣慰的是，在对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人进行的代际划分研究，受到了国内图书馆学界的持续关注。从2008年开始，威斯康星州图书馆协会基金会设立了威斯康星图书馆名人堂，专门奖励那些为威斯康星州图书馆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