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书馆建设是一个庞大的信息工程，涉及到许多方面，只有协同工作，才能保证正常地运转。
在这里，政府扮演的是守夜人的角色，国家为社会投资提供有效途径，帮助个人和社会组织进行自我发展。其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资本悬殊和社会区隔使得社会矛盾日益激烈，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大，政治腐败，社会暴力化等问题又不断凸显。
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使得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这些新变化给传统西方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继续按照以往的思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挣扎已经无法解决现代社会的资本竞争，老龄化等问题。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学者李培林就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出的社会核算体系就是一个实例，他指出社会核算的理念，不仅适用于对宏观发展状况的评估，而且可以用于对所有企业、机关和事业部门的业绩评估。
2012年，中国的GDP 已经高达51.9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统计局，2012）然而高GDP的背后却潜伏着一系列的社会隐患。
社区所具有的地方性和独立自主性可以更好地调动居民的共同参与，抑制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关系，同时也避免了政治权力对个人自由的过分干预。
发展型社会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基于吉登斯，米奇利等西方学者对传统福利社会的一系列反思，其试图把以往社会福利对社会平等公正的追求与当前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通过一种生产性的新体系来应对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以此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协同发展.。[7]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建立与中国国际地位、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的来华留学工作与服务体系，提高国际留学生教育与管理的国际化水平。
鉴于中国国情不同，建议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建立政府宏观主导、第三方社会机构具体实施、办学者深度参与的大学国际化评价机制体系，以此为导向，不断提升中国高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学校要求所有教授必须开设1门以上英文授课课程。
借鉴韩国经验，中国应继续坚持教育开放合作不动摇，国家应尽快研究制定并出台加强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体系建设的意见，从当前注重国际生数量的扩张，转变为更加注重质量内涵建设，以国际生的进与出作为衡量标准，融国际化与中国特色教育于一体，[8]明确提出建立中国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体系的顶层规划和实施方案。韩国政府在留学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不仅体现出较强的目标性、操作性与实用性，而且政府通过推行综合性激励的方式在社会中营造良好的接纳国际生的异国文化氛围，[1]从而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